二哥

每到年关，总想起小时候学过一篇写年关的文章。作者最怕的是过年。每逢过年，要债的人阴沉着脸，吵吵嚷嚷，挤满一屋，父母小心翼翼地说着好话，小小年纪的作者提着水壶站在一旁，不停地给人倒茶添水地伺候。

真是难过的“年关”啊。

过了今年这年关，二哥已走了五个年头了。

近两年，每次洗头，看着大把大把掉落的头发，心里总会掠过一丝慌乱。

至亲至爱的人走了的这些年，感觉自己老得特别快。

父亲在家族里排行最小，因此我在那个大家族里有十来个哥哥姐姐。

最疼我的是伯伯家的二哥。

记忆里的二哥沉默寡语。二哥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，我的小学语文课本被二哥涂满了诸如“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之类我看不懂的诗句。偶尔喝了酒，还会龙飞凤舞地写上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”，然后照例大发一顿牢骚，埋怨社会种种不平事。

高中毕业后的二哥似乎没有什么“正经事儿”做。除了喜欢窝在我家看书。从小学语文课本到大学假期带回家的小说，我所有的书被二哥翻了个遍。

二哥是这个家族里出名的“闲人”。长辈们总是训斥二哥不务正业，二哥照旧不理不睬。家族里的长辈们都不喜欢二哥，觉得二哥是个怪人。

偶尔二哥也会和我聊起高中时的生活。

二哥是上世纪80年代全村第一个考上县城最好的高中的孩子。据说有一年年末成绩出来时，成绩优异的二哥身披大红花，被校长和老师们敲锣打鼓地送回家。长辈们心中欢喜，破例给“衣锦还乡”的二哥做了一件新白棉布衬衣。

但是二哥似乎早已遗忘了那朵色泽鲜艳绣满荣耀的大红花。充斥二哥整个中学生涯的，是永远也吃不完的酱腌菜和破旧发黄的旧军装。

伯伯留给二哥的两件旧外套，早已短旧而破烂，阴冷漫长的冬季，二哥把两件旧军装套在一起穿，短小而臃肿，让二哥看起来很奇怪。夏季没有换洗的衬衣，二哥常常在上完晚自习，等同学们都睡着后，躲到厕所里洗衣服，第二天接着穿。二哥说，他永远忘不了湿衣服贴在身上那冰冷湿粘的感觉。

真令人厌恶。

多年后二哥提起此事时，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，像是想丢弃什么。

二哥想逃离这样的生活。因此拼命地读书。

出乎所有人意料的，二哥高考以三分之差落了榜。

二哥不吃不喝在床上躺了三天。第四天，伯伯把二哥从床上拉起来，说，家里没有钱让你自费上大学，这辈子别做读书的梦了，回家种地吧。随手扔给二哥一把锄头。

二哥从此像家族里所有父辈一样，把自己的一生埋进了黄土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二哥和我无话不谈。我常常听不懂二哥满腹的牢骚和对小说里人物的调侃，但那些被二哥翻烂的书，那些令人欢喜或悲伤的文字，从此成了我的宿命。

三十二岁时，在家族长辈们轮番逼迫下，曾经宣称一辈子单身的二哥，娶了脾气火爆的二嫂。

“眼睛都要瞎了，还成天抱着本书看啥？有本事跟人家一样去挣大钱啊！” 二嫂总是对着在我家正看书的二哥骂。

在二嫂一日日地催促责骂声中，二哥辗转他乡打工。却常常空手而返。

高度近视的二哥被汹涌的日子裹挟着，似乎总看不清生活的来路。

长大意味着开始经历一场场离别。兄弟姐妹们开始在生活的洪流中四处飘零。

后来的我也离开家，成为人妻，成为人母，在令人焦头烂额的日子里，我渐渐遗忘了二哥。

二哥43岁那年患了胃癌。我在医院偶遇正在治疗的二哥时，几乎没认出他来。二哥像被击打的残败的枯树，灰白的脸，耷拉着身子靠着墙，看到我后，艰难地抬了一下手，似乎想打个招呼，却终究没有力气说出口。

我很想为二哥做点什么。

二嫂抹着眼泪说，我上辈子不知倒了什么霉，摊上这么个病死鬼。你二哥对你最好，你帮他买点杜冷丁吧。医院不给开药，说是用过量不好。可是他整夜整夜地吼，闹得我不安生啊。

那是晚期癌症患者唯一可用的止痛药了。

我打听了好几家医院，说是得等着。

一个月后，二哥走了。

二哥的葬礼简陋而潦草。

二嫂说，你哥临走时还在问，你答应给他买的止痛药，不知道买到了没有。

我的心像是被狠狠地抽打过的疼。

那一刻，我想用尽所有力气诅咒这个世界。

后来，我总是害怕过年。

每年的大年三十，吃完团年饭，兄弟姐妹们约在一起，回到老家，带上香火纸钱，去山上看看那些长眠在地下的人们。

那是一年中我们聚得最齐的一次。

那些静静躺在地下的人，不知冷，不喊疼。

可是人间灯火，依旧明亮绚烂。

记忆里的家，到处是父母忙碌的身影，还有二哥在我书本上的涂鸦。

故乡离我居住的地方只有几里路。

可是我常常不知道，回家的路，在哪里。